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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二)
时间:2008-11-17 11:10:54    点击率:

三、当事人:预防与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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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5 《申报》头版在《香港多疾》的题目下首次报道了香港鼠疫:

香港华人,近得一病,时时身上发肿,不一日即毙。其病起于粤省及北海,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约三十人,死至十七八人,说者谓天时亢旱,以致二竖为灾。若得屏翳惠临,此疾庶几可免乎。说见西字报。(47101)

二日以后,又是《申报》头版,在《西人言疫》题下,有报道如下:

昨日香港发来电信云,此间疫症益多,死亡枕藉。天时亢旱,物燥风干。港督登告示于官报云:本港为有疫之处,所有受病之华人须立时移至医病船中,目下每日死者多至三十人左右。(47115)

5 24 ,《申报》称:

昨日香港来电云,日来又有四十八人新染时疫,死者四十七人,其中有旧染者,有新染者,刻下旅居香港之华人多往他处避之,每日迁徙者纷纷不绝。(47164)

以后每日或每隔数日,都有关于香港疫情的报告。大部分的报告都与此三条报道相似,只谈疫情,不谈其他。为何《申报》对于广州和香港两地的疫情采取不同的报道策略?上引《西人言疫》中的另一记载似乎可以解开此谜。这条记载与上海有关:

华历四月初八日(公历513),由上海开往外洋之法企业轮船既抵港,不愿承接港中货物、客人。上海各国领事馆闻之,集议于萄葡牙总领事署,拟照会江海关道,请札饬河泊司,凡船之来之香港者,如有病人,须于船上高揭黄旗,暂泊浦江口外。(47115)

5 18 《申报》头版对此事有进一步的报道:

前日香港来电云,昨晚已得大雨,大约疫疠可以稍苏矣。又云某日有法企业轮船来自外洋,抵港后不愿装载货物、客人,恐有疫气传至申江,以贻隐患也。(47123)

据此记载,知此船原由上海开往外洋,正由外洋返回上海,中停香港。抵港的轮船拒绝承接香港的货物和客人。这事给了上海的各国领事以触动。他们意识到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疫情可能会由香港传至上海。

这就意味着,从513开始,上海不再是一个华南鼠疫的遥远的旁观者,而是其近邻。考虑到鼠疫疫情传播的迅速性和上海、香港两地交往的密切性,也可以说,上海已经是一个直接的当事人:上海已经感觉到了香港鼠疫对于自己安全的威胁。于是,上海租界的西方各国领事,订立了辟疫章程。

按照68《申报》头版《续防患未然说》一文所披露,《上海辟疫章程》主要有二条重要内容:其一,船自广东、香港及南方各处来者,一律下令停泊下海浦外六里,请医生上船稽查察,如行李货物中带有疫气,急令携至浦东,薰以硫磺烟。始准各自携去船中,须并无疫气始准进傍马头。其二,度地浦东,创建医院二所,一疗西人之患疫者,一疗华人之患疫者。以上二件事务“照请江海关道黄观察一体遵行”。(47271)

随着香港鼠疫疫情的加重,上海方面加强了对于来自香港轮船的稽查。66,《申报》在《疫更难弭》题中报道:“今疫气日甚一日,自宜派人向各轮船上加意稽查。如有染疫而未发之人,亦须送入医院疗治。庶几绸缪未雨,不致既发而传染于人乎。”(47255)6月9,《申报》在《港电报疫》题下称:“上海英总领事官则与德总领事官会同出示,凡英、德两国各船船主,须遵照避疫章程办理。违则或罚银,或入狱当苦工。江海关延定杨树浦巴纪医生稽查香港来沪之船。至宁波已于上礼拜禁止香港各船进口矣。”(47277)

与香港有着贸易往来的许多地区和国家采取了大致相同的动作。526《申报》记载:“新加坡英官出示,凡香港前往之轮船须先在口外停泊至离港九天,方许进口。小吕宋则出示,须到埠十五天方准进口。”(47177)6月10《申报》在《暹日防疫》题下报道:由中国香港来暹之船必须在柏南河口停泊,听候医生登船验明,始准拢岸。同时报道称澳门和日本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47285)6月17《申报》在《滨角防疫》题目下继续报道泰国方面的举措,该地的英国殖民长官,议立防疫章程,“凡船之由中国各口到滨角者,皆须舶于北南洋面,听候医生查验,用药薰洒,方准客货登岸。”(47341)

再来看看香港的情形。根据613的报道,随着疫情的扩散,居住在香港的粤人大批离港返粤。已经离港者已有十万余人,每日还有三四千人“舍而之他”,以致“港中工作乏人,各局厂相率闭户”。面对汹涌的疫情,香港总督电请各大港口西医前往香港帮助治疗,然而,这一请求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兹接上海及新加坡覆电,皆谓各医生断难离埠。因议另请传教医生效臂指之助”。(47307)上海和新加坡拒绝给予香港帮助。实际上,他们根本无力予以帮助。

6 25 报道称,当时福建漳州、泉州一带的商人在香港贸易者甚多,因香港疫情严重,人皆畏惧,“大半携眷属由香港回厦门”,驻厦门各国领事馆查取小吕宋(今菲律宾地)避疫章程,照会各政府衙门,“一体照章办理”。(47401)厦门也成为中国有检疫制度的港口。

按照寇斯兰德(Philip B, Cousland)的说法,自1894年鼠疫于广州及香港暴发后,汕头港已十分注意防止传入。检疫中已截留一些于临时医院,但也有些初期病例未被发现,亦没有出现暴发。 [1] 东南沿海多数通商港口,此时及此后都陆续建立起检疫制度。

关于检疫的细节,619,《申报》在《照章验疫》的题目下有关于上海轮船检疫的如下报道:

昨晨十点钟时,某轮船回沪,驶至下海浦外下碇,桅上高揭黄旗,即由新关小火轮船送某西医前往,将诸人一一诊察,诊至细崽厉长生,身染疫气,厥病非轻。欲送至引翔港工部局新设医院中调养。其兄甲言,愿于傍晚附北京轮船赴甬东家内,自行疗治,医生允之。又闻船上某西人云,船上有水手曰成安者,年甫二十三龄,去年受室,此次船至香港,即染时疫,在半路云殂,亦可惨哉。(47354)

若此事为真,则上海的检疫当局对于鼠疫患者的疏忽着实让人吃惊。可以想象当年读到此条资讯的上海市民,该是何等震惊。上海市民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到华南的鼠疫原来离自己是这样贴近。直到次日,一条名为《并非患疫》的报道声明,昨日关于《照章检疫》的消息有误,轮船来自厦门,而非香港。一场风波才告平息。原来,“船中有三个稍染薄病,船主即高揭黄旗”。在厦门时,船上有水手病死,“船主遂照章报知厦门关,厦门查病医生给以凭据,大略谓死者非疫、非霍乱,亦非传染之疫。厦门领事亦发出立文凭,谓厦门港并无疫症。可见昨日实系访事人误报云。”(47362)尽管1894年上海未见鼠疫流行,但在这场生态灾难中,上海已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当事人。

香港与广东的关系最为微妙。按照现代卫生防疫学理论,当疫情发生时,要严格控制疫区的人口流动。然而在香港,大多数华人原籍在广东省,少数在福建各地。华人多不认同西医,对于香港卫生当局搜查住宅,大多数华人也不能接受。港英当局与香港华人遂产生冲突,最后导致华人大批离港。

5 28 《申报》头版在《港疫续述》的标题下,记载516上午10时,香港绅商在东华医院集议港地病人调理之事,大批华人围聚院内院外,巡捕官和国家医生也到场。会议主席刘渭川对众宣布当局已允在旧玻璃厂设东华医院分局,并由华人医生治疗。“又欲呈官场,求准人情,俾病疫者回省,及求免入屋查搜”。巡捕官宣布:“已接省垣官宪电信,谓禁止病人回省。”刘渭川表示要通过爱育善堂向广东省政府求情。从以后的报导看,此事最后竟获成功。然在此时,广东省政府只说不准病疫者回省,却未说未病者不可回省。粤人归省遂成潮流。517,妇女搭乘省港轮船比清明男子回乡扫墓还要拥挤。太平山的妓妇也有打包回乡者。按照63的报导,此前粤人已大批返省,516回省的港人约有千人,17日去者尤众,18日早轮船往省附搭者几无容足之区。(47193)

据同一记载,518日下午,华商数人前往港英官署请呈,重申上述两点要求。政府官员的说明是,官场所出之例,实为众人身体起见。“前者所求各事,经已批准,任从往东华医院求自己医生料理。即欲回中国,亦并未有阻拦,汝等亦各帮助官场,免致疫症传染,切勿多端阻止。”其结果是“谕毕,众俱唯唯而退”。令人不解的是,难道华商要求病疫者回省的要求,也会得到港英政府的同意。我以为所谓“欲回中国”,只是指未病华人的返回中国内地。实际上,在返回中国内地的港人中,有疫者夹杂其中。如613报道称某叶氏,在香港当差二十年,在查疫行动中染疫,辞职回到新会原籍,未进家门而亡。(47307)

6 12 ,《申报》上一则《香港疫电》的报道颇令人吃惊。当时由香港返粤者已有十万人口,约占全港人口的一半。目前在香港能够工作的约只四千人,各局厂已停办公事。“英官告诸华人之有体面者,令将未病之人送至粤省,省中华官闻有此信,遂派某兵船往装”。已是变相驱逐华人。编辑感叹:“噫,胡天之不吊,粤民竟至如此耶。”(47299) 6月15报道有香港病人45名,乘中国帆船,以兵舰带至广东。可见此事不诬。(47321)直到720,仍有患者迁回广东的报道。(47583)

香港的鼠疫患者离港迁回原籍的行为得到了广东政府允许。621《申报》对此事报道如下:

香港英官接粤宪来文,准将东华医院分局患病诸人载回省垣医理,业已纪诸报章。兹英官拟有条款,令医院绅董遵照办理。一凡欲将病人载回省垣调理,必须问明本人自愿前往方可。二凡病者须要医生允准方可前往。三凡病者必须报差知悉,方能往省。四凡船只将病者载往省垣,必须将病者坐卧之处,遮盖妥当。并预备食物及药料等件,以便病者需用。(47369)

尽管病人返港的措施相当严密,但以今天的眼光看,对于这类烈性传染病人的迁徙,实在是过于大胆,不可想象。在各大港口城市严密监视疫情,不让疫者登岸的同时,广东方面则公开准允香港华籍病人回省,实在是不可思议。无论广东省政府的决定是在何种情形下作出的,大家都只能说,这群愚蠢的官僚实在是过于愚蠢了。深受鼠疫之害的广东省政府的官僚们对于鼠疫的预后不可能懵然无知。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作出这一决定,尚不得而知。

[1] 转引自 冼维逊编著:《鼠疫流行史》,第 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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