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门金沙唯一指定平台
奥门金沙唯一指定平台
浏览字体: 打印页面
奥门金沙唯一指定平台 - 学术研究 - 文论集锦
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三)
时间:2008-11-27 17:22:42    点击率:

????????????????????????????????????????????????? 四、公共卫生:观念与行动
???????? 从4月29日《申报》有关报道中得知,疫情一起,广州市民开始抬神巡游,驱疫免灾。实际上,广州地方政府卷入此类游戏当中,5月4日《申报》有记载如下:
???????? 广州城厢内外,瘟疫流行,死亡之多,真有目不忍见者。某日南(海)、番(禺)两邑宰竭诚往波罗南海神庙恭请铜鼓回省,囗以仪囗囗乐各处巡游,意欲仗此神威,以除斯夭厉。嘻,斯真藉神道,以愚黔首也,然亦足见贤父母之一片苦心矣。(第47:27页)
?????? 《申报》记者表示出对此类行为的不屑。不仅如此,即使有关于游神灵验的报道,也无法改变《申报》记者对于此类行为的基本观点。5月7日的《申报》在《羊城疫势》题目下称:
???????? 迎神逐疫之事,日有所闻,举国若狂而于事究属无济。想天灾流行,原有定数,非神力可能挽回也。然有时亦有微验者。十九日有某甲行至第十铺,猝然倒毙,邻人麋集救治,终觉药石无灵,旋经其亲属认明,往购棺木,以备收敛。而是日街邻人等,恭奉洪圣神巡游,击鼓鸣金,异常喧扰,迨神经过之后,甲忽复生。初时见者,以为尸变,奔避不遑,及其自能起坐,即以药饮之,遂霍然无恙。叩以倒毙之故,则茫然无知。咸谓神威所临,疫鬼退避,故得复生。有识者则一笑置之。(第47:44页)
???????? 也有施药治愈病人的种种神话。5月21日《申报》头版报道:“臬宪额玉如廉访制有治疫丹药,分给士民,一经服下,无不立起沈疴。近日到署领取者,应接不暇,户限为穿。臬宪以制备无多,恐难偏给,遂将药方抄出,发交爱育善堂,嘱其如法炮制,散给病者,藉以普救群生。臬宪此举,可谓功德无量矣。”(第47:143页)事实上,所谓丹药并无灵验,否则不能理解日后疫情越来越重,患者死亡越来越多。
??????? 神医也被泡制了出来。5月23日报道如下:
郊外客民常患此,大率感受山林瘴气,郁结而成。故医此症者,惟客民擅长。前有客籍李某,偶至城中购物,见道旁垂毙者,试以医治,无不应手奏效。城西四庙赠医局诸绅董见而奇之,立出重币,延请在局施医,一时远近闻风而至,几于户限为穿。(第47:157页)
???????? 所谓“应手奏效”,不过是记者听来的“神话”。同一报道中,记者还称:根据近日对病人的访问,所谓医治好者,回家后必然再发,比初起进更重,不及救药而毙。“李闻之乃谓然叹曰:此殆有天数存焉,非人事所能补救也。遂自谢不敏,善刀而藏”。神医的神话破产。
???????? 总之,在大量有关广州疫情的报道中,见有酬神、施药、施医、施棺等公共活动,却始终没有公共卫生活动。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医学思想中,疫病是由天气不和所引起的。如上引资料所显示的,大多数论者都将华南的疫情当作天气亢旱,雨水不调的产物。然而,当广州大雨如注,疫情如旧时,这一说明也就破产了。
??????? 与广州的做法不同,港英政府的着眼点在于公共卫生政策。早在1883年,港英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卫生署,《申报》译作“洁净局”。在理论上,卫生署被赋予相当广泛的权力,包括对私人居所的检查,清洁堆满垃极的房屋,将传染病人移至隔离的医院等等。19世纪末期,英国的医学界并不相信病菌学说。环境医学思想对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医学影响至深, 1894年的鼠疫流行给公共卫生理论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机会,疫病的发生似乎证明了公共卫生学家的正确性。因为,疾病首先出现在拥挤、肮脏的环境中,特别发生在中国穷人的居住区中。当耶尔辛(Alexandre Yersin)和北里(Kitasato Shibasaburo)各自独立地在香港分离出鼠疫杆菌的时候,西方医学界还没有认识到腺鼠疫是一种鼠蚤传播的疾病。他们还认为这些危险的微生物与中国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有关。有人甚至撰文说,这是一种肮脏的原始的疾病,与染病者的不文明程度有关。在他们看来,疫病的传染是由不洁物质及肮脏环境所引起的。[1]
??????? 污浊的环境是怎样传播疫病的呢?6月8日的《申报》刊载一篇题为《续防患未然说》的文章说:“闻之西方歧黄家谓疫盛时有毒虫飞舞风中,中之即兴疫症,辟之之法无他秘诀,惟在居处、饮食处处求其洁清,自能使疫虫无可藏身。疫气消弥于不觉。”(第47:271页)以现代医学的观点看,这一观点虽然不对,却也不全错。许多呼吸道疾病的传染,就是通过空气传播的。肺鼠疫的传播也是如此。只不过,1894年广州、香港流行的是腺鼠疫。
???????? 5月22日《申报》第5版全文刊载香港洁净局颁布的《香港治疫章程》,即是这一理论的产物,共计十二款,兹撮其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 其一,凡有患疫之人,无论轻重,都必须迁至医船或洁净局所指定的专门处所就医;凡有患者死亡,其尸骸须在洁净局所定之专处由洁净局饬专人埋葬。患疫之人如要迁徙,须经洁净局及奉有执照医士同意。
???????? 其二,洁净局委派人员对于疫区及指定区域进行逐户卫生检查,如屋内污秽不洁,由局方委托接揽洒扫人夫,洗扫洁净,并洒以解秽药水。凡患疫之人衣服、床铺等物,由洁净局委派人员负责搬运离屋清洗干净。无法洗净之物件,须由洁净局委员或有执照医士看过,方可毁化。对于疫者居住之屋,清洗干净后,无洁净局命令,凡人不得再入屋居住。
???????? 其三,凡公私厕所须每日洗洒二次,至洁净局满意为止。厕主或管厕之人须备有生灰,在厕应用,每粪具用后,须投以生灰少许。至厕内所有木料,均用水洗洁,本局另给解秽药水同洗。
???????? 其四,洁净局推举三人,一为国家大医士雅利士君,一为总辑捕梅君,一为绅员梅兰诗士君全权负责,并设专门办公机构处理相关事务。(第47:155页)
6月6日报道称,洁净局官绅议定修改章程,规定凡染疫之屋及其附近住屋,都必须洒以灰水。凡街铺屋,医生认为其不合居住者,无论是否洒过灰水,都必须总管查疫之人命令关闭。(第47:255页)
???????? 显然,公共卫生理论是《香港治疫章程》制定的依据与出发点。卫生署据此而制定了相当严密的卫生防疫措施,并严格实行。在6月6日以及其他报道中,有详细的事例,此不赘述。
??????? 港英政府的这一做法在上海得到了相当积极的回应。5月25日《申报》头版头条的题为《论中西治疫之不同》一文,在列举了中国人即疫治疫的种种陋习之后说:
西人则不然。地方一有时疫,即由洁净局派人逐户查察。如屋中有不洁之物,必令洗涤净尽,更以药水偏洒室中,使无污秽之气。凡患疫者,则另设一地以处之,免致传染他人。街衢秽物,亦必辟除使尽,其有患疫而毙者,亦另择一地而葬之。随毙随葬,不少停留,以免秽气薰蒸。各厕所每日洗涤,投以生灰,以辟秽恶。一切事宜,皆派委员专理,防疫之法,可谓无微不至。(第47:171页)
??????? 这一段文字,明显是对《香港治疫章程》的摘要和归纳。作为上海方面的一个直接反应,则是同一文章所称“捕房又饬人在租界辟除污秽之物”。此所谓未雨绸缪也。中西卫生观念的不同,引发本文编辑关于中西生活方式不同的议论,他说:
不特治疫也,西人于养生之法,平日亦极讲求,房屋必宽敞,器物必洁净,室有洞,以通风隙,地必种树,以收养气而放炭气。事事皆有益于人,较华人之湫溢嚣尘者,又有殊矣。
??????? 《申报》上的所有文章均认同西方的公共卫生观念,并认为上海应付诸实践。6月6日,上引《疫更难弭》的编辑在报道香港的疫情后,认为上海的防疫章程有所遗漏。“本埠棋盘街即西人所称河南路者,马车丛杂,常有数十辆之多。矢溺熏蒸,行人皆掩鼻而过,是处店铺密比,铺中人日受秽气,能不疾病丛生。然欲使马车一一移开,势必转而为他处患,曷勿饬令清道役夫格外勤为洒扫,并责成御者随时打扫,不准矢溺漓淋,各铺户亦助之收拾洁清,庶免致蒸成厉疫。窃愿与工部局商之。”公共卫生已经成为资讯媒体上的一个公共话题。
??????? 上引6月4日《申报》头版头条的《防患未然说》一文,就香港鼠疫流行一事,提出上海的应对之策。虽然工部局明令居民铺户勿再堆积污物,以致臭气熏蒸,引发疾疫,但还不够。此文编辑提出四项防疫措施:其一为洁清屋宇。上海人口稠密,居室不免拥挤。小民百姓,佣工之辈,应于工作之余,时时洒扫,不用之物弃之,收拾者收拾之。又时以苍术、白芷点火熏之,可驱毒气。其二为洁清道路。工部局曾令街道上不许随地小便,违者罚款。但宝善街、四马路一带私街小巷,随意便溺者多,巡捕视而不见。戏馆之前,妓寮之外,溺者尤多。此应严令禁止,违者罚款,并令以水冲洗。工部局应出资在每条街道设一二处厕所,内装自来水,外设栅栏,方便行人。其三为洁清食物,工部局本有稽查食物之人,应在菜市、饭店、粥店、酒肆中严加稽查,瓜果、菜疏、鱼肉之类,凡有越宿而味变者,一律不准出售。有以坏物售钱者,罚不赦。居民及戏园、茶肆应使用自来水,而不应用不洁净的黄浦江水。其四为洁清用物。
????????? 6月8日《申报》头版头条刊登同一编辑的《续防患未然说》一文。编辑将上海的防疫之务,再分为以下四条:其一为洁清客寓。上海的客店即旅馆分为三等,最下等的小客店沿街赁屋一幢,以木制为低棚,分别上下层,如蜂窠,如蚁穴。客人入此,每夜只需二十余文。三教九流,车夫挑子之类混杂,秽气薰蒸。如果客人生病,则抛弃路旁,任其自毙。如有疫情,必先及于此种客寓之中。应责令收拾一清。其二为洁清烟馆。上海租界中大小烟馆约有几千家。小烟馆矮屋绳床,龌龊污秽,葛衣草履之辈,混杂其中。恶气难通,易于酿成厉疫。此应概行禁止,以靖地方。其三洁清马车停顿之所。四马中迤西一带,马房林立,马圈之内,臭气逼人。偶过其旁,辄欲作恶。而小东门外及棋盘街两处,野鸡马车之停顿者,尤密若繁星。虽然辟有停车场,但风吹过,粪溺之味,随风传送。改建停车场,也是以邻为壑。应令车夫自带器具,时时打扫粪溺。其四为洁清里巷。租界中向禁止人随地便溺,但最近四马路、宝石街各里巷中无一处不可小便。因闹市区无处购地建造厕所,故洒扫夫车后应自带辟秽药水,每日数次向小便处洒之。各戏院及各妓院前亦责令戏馆馆主及龟奴时时洒以药水,则秽浊尽去,疫疠自然可除。(第47:271页)
??????? 在两篇文章的最后,编辑分别写道:
?????? 惟望租界中既已辟疫章程尽善尽美,凡城厢以及南市,推而至于乡村市镇,次第仿照,百密而无一疏。则香港祸患难除,此间断不沾染。
??????? 凡此四者,皆辟疫中切要之图。至于饮食居处事宜,则人家须自为料理,不特工部局不能时时察查,且一经查察,未免啧有烦言。惟在家主之善为诰诫耳。尤望华官辅工部局之不及,谆谆劝谕,俾愚夫愚妇,亦知西人之加惠我民,凡事乐从,无稍阻阂,则不特受廛租界内者,食德饮和,即城厢及南市居民,亦可无灾无害矣。
在他看来,上海的公共卫生,不独是租界内的公共卫生,也是全体上海居民的公共卫生。租界与城厢及南市居民的卫生防疫是一个联系的整体。编辑希翼这种公共卫生的理论化为中国城市乃至乡村的实践,免除灾疫。这一观念的形成,可能是1894年的华南鼠疫流行中上海最大的收获。
???????? 6月27日,《申报》头版头条所载《去秽所以祛疫说》一文,借上海市内厕所治理一事,发表长篇大论。议论所涉,不独公共卫生,亦及地方政治。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报载虹口及下海浦一带地方,坑厕林立,臭气熏天。日前英工部局曾美捕房捕头,饬巡街捕通知各产主将大小坑厕一律填平,但新虹桥畔之坑厕迄今未平。工部局管路之西人下令毁去,但有论者表示不同意见,说此事近乎不顺人情。上海晴暖得宜,人口平安,何必作此预防之计。文章编辑不同意此说,他认为厉疫之来,倏忽无常,不能为预而防之。对于“此等路旁秽区,西人固久欲去之”,只是考虑到中国之人已经习惯,则不敢迫令拆去,但这种做法并不合适。编辑认为:
??????? 兹乘香港疫信之来,乃借防疫为名,而亟令毁去。此固有地方之责者,所应办之事,又安得而议之。余尝建言,谓西人于防疫之事,惟日汲汲,其意在乎爱民,非专以为西人地也。中国之官,不可以爱民之民让之西人,宜速设法严防。一面出示晓谕,而无如无人见听,徒托空言。此则无可如何者耳。
???????? 编辑话锋一转,将中国官员与西人对比,将公共卫生提高到“爱民”的高度来认识。为了加强说服力,编辑还将租界与非租界进行对比,对比的重点仍是坑厕。
窃以为租界地较之非租界,则一秽一洁,已有上下床之别。租界坑厕,仅虹口、下海浦一带而已。一入城中,则城门之侧,即有排列坑厕者。城墙之下,两面皆是,令人无从回避,而且相隔数家,即又有一二处。冬月经过其地,则秽气熏人,已不可耐;若当夏令,则满城皆污秽,即不见坑厕,而秽气亦扑入鼻。观掩而过者,几欲闷死。夫以斗大一城,而烟户以数万计,必欲尽去其坑厕,使秽浊之物,无可出之路,未免不情。然以斗大之城,而无一处无坑厕,而使入城之人,皆掩鼻而裹足。居城内者,如终年在鲍鱼之肆,以致疫暑诸症,感而即发。其何以堪。(第47:417页)
???????? 上海城中的坑厕遍地,污秽遍地,环境糟糕透了。与租界相比,有“上下床之别”。造成上海城管理混乱的原因,显然在于地方官不“爱民”。于是,编辑开始了对于上海地方官员的批评或指责:
???????? 夫居民虽众,秽浊虽多,而城有水门,可以通舟。乡人收秽物以壅田者,可以载物入城,满载而去。他处亦有行之者,岂上海独不可以兴办?若以为事属琐亵,不足以渎官长之听,不足以启官长之口,则所谓清治道路,爱护人民者,又何为民也哉。除秽以防患,患去则民安。试问上海城中,亦有清道局之设,其所谓清道者,又何所指耶。除秽正清,道中之事也。司其事者,但一启口,不必亲自动手也,而令出惟行,何难使秽浊之区一变而为洁净。巡捕房治理街道,尚且能令行禁止,为民除害,而中国之官,独置民事于不问,爱民之美名,甘让之于西人乎。
???????? 由香港疫情引起的上海租界坑厕的讨论,导向了对于上海城厢华界地区的坑厕及公共卫生的讨论,继而导向对于中国地方官员职责的讨论。在城市市政的管理方面,上海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远不及租界中的殖民者。中国官员竟然不如西人之“爱民”,他们因此成为舆论批评的对象。香港鼠疫的流行,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引发了一系列反应。究其前因后果,真令人感慨万千。

[1] Carol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19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9-140.

】 【顶部】 【返回
奥门金沙唯一指定平台
返回顶部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