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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六朝隋唐时期岭南农业学问的特色——兼述冼冯家族的兴起与岭南农业学问的关系(二)
时间:2009-7-30 10:43:49    点击率:5622

二、岭南农业技术学问与本土学问的关系
    综上所述,六朝隋唐时期岭南的农业技术学问不仅在本土学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整个中国的农业支化史上也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农业技术学问只是农业学问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不能仅仅从农业支化的技术要素,而是要从整个社会经济、学问环境来考察农业发展的历史,农业生产技术以外的种种要素如与农业发展相关的政治制度、法令政策、生活方式、生产组织结构乃至风俗习惯等等,都是农业学问的研究列象[1]。农业发展的理论认为,不同的学问影响人的价值观和其它行为因素,并且通过教育和模仿而代代相传。这是一个巨大而深厚的存量。所有学问层,或新或旧,或厚或薄无一不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和经济行为[2],而农业技术学问只有在其它的学问要素的共同作用下才会发生变化。
    如果大家将岭南农业学问的整体与中原的农业学问比较,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问的巨大差距。限于篇幅,只能举例说明。如从汉代到唐代在岭南盛行的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大家既可以认为它是适应岭南地区人少地多、光热资源丰富的条件下一种节约劳动力、充分利用资源的技术,但与中原地区在北魏时期就已经形成的以耕、耙、耱为特征的旱地耕作体系相比,前者就是一种较为粗放的技术类型。由于汉唐时期岭南瘴气充斥、劳动力比较贫弱,即使北方来的人民也不得不采取这种耕作方式。唐代《禁岭南货卖男女敕》提到“居人与蛮獠同俗,火耕水耨。”[3]火耕水耨的稻作方式以及刀耕火种的旱作方式的残余,甚至延续到明代的不少地区[4]。
    关于这一点,首先需要同岭南的地理环境结合起来考察。不同的地理环境是决定不同类型农业学问的重要因素。汉六朝隋唐的岭南地区,还是原始森林广布的蛮烟瘴雨之乡,这一点不绝于岭南的地方文献记载。汉六朝隋唐时期,一方面丰富的自然资源给人们提供相对充足的生活来源,长时期内维持着低能量的物质循环方式和较低水平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恶劣的自然环境削弱了劳动生产力,阻碍了人们向开发自然资源的深度和广度进军,限制了新的资源利用方式的应用和提升本地特色的技术学问类型。其次,作为农业学问的规范学问如农业法令、政策在长时期内未能对岭南少数民族有足够的影响力。虽然秦代就在岭南设立中央管辖之下的郡县制度,实际上中央政府的农业法令、政策难以渗透到岭南少数民族之中发生作用,因为长时期以来中央对岭南少数民族的统治主要用羁縻的方式,造成岭南少数民族聚居地与北迁中原人民的分隔,减慢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再其次,就是后来的文献称之为“蛮风”的岭南少数民族民俗学问——它们是本土农业学问的精神形态或者是衍生形态,它们既有光辉灿烂的一面,也有丑陋落后的一面——这也是阻碍岭南历史进程的一个因素。关于这一点,限于篇幅,只能举例论述。其光辉灿烂的一面,如广泛流传在岭南土著中的铜鼓学问,其起源与稻作农业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祈求丰收天下雨霖而产生的对青蛙的崇拜,强烈反映了稻作学问的内容[5]。与稻学问相关的还有酒学问。大致在晋代岭南少数民族已经懂得用野生植物的汁液和稻米酿造成烧酒。连县的晋代永嘉墓出土一件土陶甑,据认为是酿造烧酒的器具[6],此外《岭表录异》卷上记载:“南中酝酒,即先用诸药别淘,漉粳米,晒干;旋人药和米,捣熟,即绿粉矣。热水溲而团之,形如倍住,以指中心刺作一窍。布放簟席上,以枸杞叶攒罨之。其体候好弱,一如造麴法。既而以藤篾贯之,悬于烟火之上。每酝一年(鲁迅按:“年”字疑)用几个饼子,固有恒准矣”。这种野生植物的汁液和稻米酿造成烧酒的方法当出现在晋朝到隋朝之间。岭南稻学问衍生了庆祝丰收的歌舞音乐,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上记载:“广南有舂堂,以浑木刳为糟。一槽两边约排十杵,男女问立,以舂稻粮。敲磕槽舷,皆有遍拍,槽声若鼓,闻于数里”。可见岭南农业学问的内容相当丰富。关于岭南少数民族民俗学问的其它方面,已经有学者的专著问世[7]。
    研究岭南学问的演进,既要强调它在漫长历史时期中的前进和发展,也要看到这一过程的缓慢以及倒退规象。如唐代教化成效显著,宋代被称为“海滨邹鲁”的潮州府,明代前期民风有逆转的现象:“迩年以来,渐与广同近……信尚巫鬼,疾不迎医,死多火葬,异姓拜契,夫妇转相背弃,兹习俗之难变也。”[8]。又如明代粤西的德庆州,一方面“风俗之美不下中州”,另一方面与民杂居的“夷獠”,“习性攻击,椎髻跣足,父子相刃,男女自成,犹夫生民之初”[9]。嘉靖《广东通志》卷20《民物志一·风俗》记载:“信觋巫,重淫祀……病不服药,止祭鬼求福,丧葬多用道僧,虽倾赀亦不惜”。刘志伟认为明代黄佐嘉靖《广东通志》之中所记载的广东各地风俗,实际上说明了明代中期广东各地学问的汉化过程尚在进行之中[10]。事实上唐宋以来的数百年间,大家可以看到中原政权改造岭南学问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如唐代显庆四年令岭南初举进士明经;唐元和元年禁岭南掠良民为奴婢。宋代淳化元年秋八月,禁岭南淫祀,禁杀人祭鬼,并使州县察捕,告者赏之;淳化五年冬十月,禁岭南溪洞诱子女出境;宋仁宗天圣元年冬十一月,禁广南巫觋邪术;宋景佑三年春二月以广南民苦瘴毒,置医药,主要是针对岭南土著有病不吃药的习俗[11]。但是这些努力与频繁不断的民族迁徙和岭南“蛮风”的根深蒂固相比,力度似乎显得还是很不够。岭南“蛮风”如此顽强,以致于明代广东士大夫深恐夷习流行,故大力倡议矫厉薄俗。他们在岭南的教化措施,除了秉承以儒家伦理化民成俗的理想外,也肯定有用夏变夷以革蛮风的针对性[12]。大致在明代中后期岭南学问才有了根本的转变。学问的变迁同时也促进了岭南农业生产形态的变化。
三、洗冯家族与岭南农业学问的关系
    本土学问与中原学问的融合,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本土人士对于中原学问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的前提就是本土人士对中原学问的认同心态。这一心态的塑造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认同心态的形成和确立,取决于对于本土学问有决定影响力的社会上层。本地农业学问与中原农业学问的融合过程中,汉代的南越国只是一个起步时期,六朝末期到隋唐之交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其标志是一批对本土学问具有重要影响的豪族势力的崛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集团是活动在粤西一带的六朝末期和隋唐之际的洗冯家族。关于洗冯家族的兴衰,学者多有论述[13]。本文只谈谈洗冯家族对六朝隋唐之际岭南农业学问与中原农业学问融合过程的作用。
    在少数民族地区,从落后的社会阶段跨越到先进的社会阶段,特别是部落首领的个人权威建立以后,其发展有可能向割据状态的封建政权转变。而据有广东西部的冼冯家族在这种家族权威建立以后,没有向这一方向转变,而是保持了长时期的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从这一点说,冼冯家族的崛起具有进步意义。这也是自秦汉以来中原农业学问和岭南农业学问长期融合的结果。洗冯家族就是本地越人封建化的豪族和北方豪族本地化的政治结合的产物。同时洗冯家族的兴起说明岭南豪族在六朝末期起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就是岭南俚人对中原农业学问的认同心态的逐步确立。这个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事件是洗冯家族与其他岭南豪族与陈霸先的政治结盟。这一结盟的具体过程文献上没有具体记载,但可以从关于陈王庙的传说中窥其一斑。
    最早记载陈王庙的是宋代《舆地纪胜》:“陈王祠,南中有妖鬼,号日陈王,面黑眼白,形容丑陋。祈祷有验人多恶之。陈霸先刻木作影,自敬事神,与之叙族,尊为叔父,祭作精洁,动静与神俱:每有施为,多就掷珓,不得好卦,即云王叔不许,颇以惑人。及梁受禅,尊神为帝”[14]。在后来的岭南文献中,陈王祠的传说又是另一版本,明代郭荣《粤大记》卷8记载:泰始四年,陈伯绍“始遂代守东官,为西江都护。以合浦北界夷僚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伯绍恩惠及民,威服俚僚。土有瘴气杀人。汉世交州刺史,每暑月辄避处高,故交土调和,越瘴独甚。刺史常事戎马,唯以剿伐为务,至是风土渐变,编户渐繁,民甚德之。伯绍卒,民为立祠于今郡治东北三十里。以与陈霸先同族,霸先受禅,尝尊为王,故谓之陈王祠”。陈伯绍是一个好官,他的治所是在俚人集中分布的西江流域,他的政绩自然在俚人中广泛流传,俚人为他立祠是希翼有他这样的好官来治理——这种信仰崇拜具有“粤俗信鬼”的特征,也是传统社会农业学问的典型。从《舆地纪胜》和《粤大记》关于陈王的两个传说来看,后者的记载比较接近这种农业社会的信仰崇拜。陈霸先曾经镇守少数民族集中爱布的粤西,任西江督护、高要郡守,在其治所“刻木作影,自敬事神,与之叙族”,尊神的同时又与陈王拉上亲戚关系,利用这种信仰牢牢控制了越族的上层人物,并与他们结盟。他把自己打扮成能够拯救俚人的神,从而获得了广大俚人的信仰崇拜——这种信仰崇拜是对中原学问的归属心态。而以洗冯家族为代表的豪族对陈霸先的支撑,也代表了岭南俚人这种心态。陈霸先利用这种信仰获得了越人的支撑,在岭南奠定了他获得政杉的基础。洗冯家族给陈霸先多大的支撑?《隋书·谯国夫人传》只记载洗夫人与陈霸先会于灨石之后归来对冯宝说:“……(对陈霸先)君宜厚资之”。“厚资”的是人力还是物力,史元明载。有的论著根据陈霸先在江西集结兵力时有粮食五十万石,就说这些粮食都是从岭南运过去的[15]。这只是推测而已。不过陈霸先的粮食有部分的确是从大庾岭以南运去的,后来广东西部的罗州等处陆续“应接军粮”[16],则与势力在广东西部的洗冯家族有关。洗冯家族与其它岭南豪族对陈霸先的支撑可能还有“颇有助于军国”的“铜鼓”、“生口”、“珍异”等物[17]。
    在此之后,隋唐之交岭南豪族和中原政权的关系也能说明中原学问与本土学问的融合过程。这时期拥护中央政权的除了洗冯家族,还有其他一批岭南豪族。如据有粤北,在当地土著民族中有重要影响力的邓文进也是隋唐之际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本为迁入广东的北方豪族,“素雄于财,至文进独折节读书,以故士之流役者竞趋其门,文进皆馆谷之,宾客至千余人,因择其勇略者使捍乡井,俚峒夷僚闻风恢服,役属惟谨”。文进在隋代大业中为韶州刺史,隋末中原大乱,“五岭大扰”,“文进散财集兵以赴难,旬月间,众数万,掠地至始兴。时贼帅林士弘据虔、饶,兵不克进,与战辄败,于是保有广、韶二州,归之者如市。豪酋杨世略据循、潮,冯盎据高、罗,宁长真据钦、廉诸郡,文进皆通书使,以生民为念,定盟同归于好。百粤之境得远于兵革者,文进之力也。无何,士弘称帝,遣使至番禺,授诸帅为伪官,文进独不受。梁主萧铣迢兵徇岭南,攻乐昌甚急,文进率邑人拒守,扼其锋,使不得进。唐高祖武德五年,诸帅次第纳款。是年四月戊寅,文进遂统所部降。高祖赐敕奖劳之,即拜鹰扬将军。累立战功,卒”[18]。可见邓文进与洗冯家族同样是对岭南学问与中原学问的融合作出贡献的重要人物。但是随着隋唐时代封建统治的深入岭南,总的趋势是豪族势力逐步衰落。尤其是随着羁縻制度的解除、州郡制度的推行和齐民编户制度、赋税制度的建立,豪族势力存在的基础也被削弱了。隋文帝时期已经对岭南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唐代,据《旧唐书》卷48《食货志》载:“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僚之户,皆从半输。”唐政权专门为岭南地区制定了特殊税制,它既有汉人和夷僚的区分,又有着户等高低的不同税则,还有着税米、税钱、税丝乃至税牲口的差异。对夷僚户减半征税,自是依据劳动生产率高低所实施的一种税收优惠政策,而为前代所未见[19]。在政府的编户制度和赋税制度下,豪族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和不能向俚人收取“赕物”。冯盎死后,高凉的洗冯家族走向衰落,冯氏子孙冯若方等在海南的作为只是一个特例,后来的文献中也未见其踪迹。
    在六朝末洗冯家族的兴起之后,隋唐之际岭南豪族对中原政权的归化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本土少数民族对中原学问的归属心态在政治上的反映。俚僚等少数民族对中原农业学问的认同心态最终确立,构成本土学问与中原学问融合的关键一环,也为中原农业学问在岭南深深扎根打下基础。而本土的农业技术学问,在后来两个岭南学问的演进时期中得到了提升。一是宋代中原汉民族流布于珠江三角洲,本土的少数民族迅速与北方汉族融合,促进了珠三角水田农业技术的发展。另一时期是明代中后期岭南士大夫革除残存的蛮风陋俗的努力,使岭南的家族学问在儒家伦理学问的旗帜下整合,促进了珠江三角洲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发展。关于这两个时期农业技术学问与整体岭南学问之间的关系,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1]王利华:《农业学问——窕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1期。
[2]王思明:《条件与约束:资源技术制度与学问——农业发展研究的一个分析框架》,《中国农史》,1997年1期。
[3]《唐大诏令集》卷109,567页。
[4] 笔者曾经指出,在明代广东还广泛分布着一种粗放的具有原始色彩的稻作方式。见吴建新《明清广东粮食生产水平试探》,《中国农史》1990年4期。
[5]《广南铜鼓学问》,陆贵挺等,《文山师专学报》,1993,3,1卷1期;《蛙纹铜鼓的学问内涵其社会功能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97年3期。
[6]黄世瑞等:《岭南科技史》,96—9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
[7]陈伟民:《古代华南少数民族民俗学问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8]《广东通志》卷20《民物志一·风俗》。
[9]嘉靖《德庆州志》卷7《提封志·风俗》。
[10]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117页注释(32),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11]嘉靖《广东通志》卷6,事纪4。
[12]刘汉明:《明代中后期岭南的地域社会和家族学问》,《历史研究》,2004年6期。
[13]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愚以为以王兴瑞《洗夫人与冯氏家族》(中华书局,1984.6)一书的文献量最为丰富和考证得当。
[14]《太平寰宇记》卷169,太平军,石康县。
15]陈霸先事见《陈书?陈武帝本纪上》。相关论点见赵庆伟:《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民族研究》,2003,3期;杨清平:《试论六朝时期广西地区的农业》,《农业考古》,2003年3期。
[16]方志钦等:《广东通史》古代上册,389页引《太平御览》卷860,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17]《陈书》卷9列传第3.欧阳頠。
[18]万历《粤大记》卷8;嘉靖《广东通志》卷46《名宦》。
[19]张泽咸:《六朝唐时期农业》第六章《岭南丘陵区农业》5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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