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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岭南商品经济发展浅析
时间:2009-8-6 14:50:08    点击率:5869

    [内容提要]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对两汉时期岭南商品流通渠道的畅通、城镇市场的出现、与周边地区商业交往的活跃、特色商品以及货币流通的增多、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两汉时期岭南的商品经济已摆脱萌芽状态取得一定的发展。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商品经济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主要内容,以货币关系为典型特征的经济形态[1]。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研究向来就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特别是近几年来,在秦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市场形态、货币流通及商人地位演变等方面,发表了不少成果[2]。但是,对于区域性商品经济的研究,学界的成果不算很多。特别是地处边缘的,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区的岭南地区,成果更是鲜见。两汉时期岭南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如何?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对两汉时期岭南商品经济发展状况提出个人浅见,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从先秦时期开始,岭南就与中原有着经济交往。当时,经济交往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贡品方式进行贸易。商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的统治者得到贡品后,采取回赐方式给岭南部落首领赐物,当时的赐物,一般是铜器、铁器,或是豪侈物品,如铜编钟、铜鼎、铜卣,还有农具、兵器等物。岭南各地出土的北方青铜器文物,进一步印证了这点。另一种是通过市场由双方进行物物交换。这是简单的商品交换,是农业生产者之间,农业生产者与手工业生产者之间,为了满足自己的生产生活需要为目的而进行的交换。有些重要的产品如粮食、珍珠、象齿、翠羽等,则通过商人贩运到岭北或其他地方去。由于受交通和战乱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与岭南的经济交往并不是很频繁。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因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而出兵南越。为了打击商人,把商贾当作罪人一样发配到边远的五岭来戍边,“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3]。秦始皇这一残暴政策,客观上却为岭南的商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奠定了岭南人经商的基础。及至“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4],这更为岭南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南越国时期,虽因高后实行“经济封锁”政策,岭南与中原的经济贸易往来曾受限制,但高后死后,汉越恢复和好,中断数年汉越贸易交往得以延续。两汉时期,虽然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岭南的商业经济发展状况与以前相比,还是有着长足的进步。
一、商品流通渠道的畅通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曾几次大规模地对岭南用兵。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秦始皇派史禄修建了灵渠,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使“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南下戍守,与西瓯人杂居,开辟“新道”。东汉时期,交趾二征反,光武帝“乃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5],以发兵前往镇反。马援在南征的过程中,“随山刊道千余里”[6]。道路的开辟虽然是为政治军事服务,但客观上为发展岭南商品流通创造了条件。东汉初年,卫飒任桂阳太守时重视凿山开路,“先是含涯、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居民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7]使得含涯、浈阳、曲江等地的交通大为改观。《后汉书?郑弘传》载:“建初八年,……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峤道即是经过五岭的险峻山路,其开凿对整个岭南的交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从此以后,岭南同北方的陆上交通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而这两条峤道,自此以后成为沟通岭南岭北的陆上交通的主要动脉,对于促进始安(今桂林)、广信、合浦及番禺的商品流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岭南过岭交通的畅通,促进了岭南对外经济交往的发展,使岭南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中国和印支半岛、东南亚各国的交通要冲。
    岭南地区河流密布,秦汉时期岭南越族地区的水路交通,主要依赖珠江水系的西江、北江、东江的内河水运。沿牂柯江,入西江,汇珠江,可使巴蜀西南地区和岭南地区的水陆联运沟通起来,形成水陆交通网络。海运上,“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至”[8],《初学记》卷六引谢承《后汉书》也说到:“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涨海即南海。岭南地区沿海港口凭借海路可达印支半岛和东南亚的许多岛国,交通便捷。可以说,岭南便利的交通网络是其商业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城镇市场的出现
    中原地区最初进行货物交易时一般都有固定的地点——市。“古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故言市井也”[9]。秦汉时期,“市”作为固定的商品交易场所已遍布全国各地。“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10]汉代的街市,有街巷里亭,“有为小屋以卖物者则谓之贾区”。许多商店聚列一处者谓之市。市设市长,各封国的市亦设有市长,乡官之中亦有市啬夫。“掌市之官,谓之市吏”。“市”不一定在城市中,凡人烟稠密的地方或交通要塞,就可成“市”。除了郡县治所的商业逐步兴盛起来外,人烟比较稠密的县以下小邑的商品交换也开始发展起来,逐步出现无固定墙屋的定期墟市。而岭南各地在未有常设市场以前,进行商品交换的一般在交通要道或江河渡口的地方。在山区少数民族部落人们进行商品交换时,双方约定地点进行交换,有的地方双方不直接见面,只是把货物放在部落之间的中间地带大树下,到时各自派人去取送。这是不等价的物物交换,这种交换方式直到解放前在岭南西部少数民族山区仍然存在。秦汉统治者统一岭南以后,在岭南设置郡县,开始建设城垣,郡县治所逐渐成为区域内的政治经济中心,岭南城镇作为商品交换的市场也趋于规范。
    虽然正史对秦汉时期岭南城镇市邑缺乏记载,但从地下出土的文物中可以找到一些反映岭南郡县有关“市”的线索。如在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漆耳杯等器具上烙有“布山”、“市府草”、“市府口”等字样。[11]据考古专家考证,“草”同“造”,“市府草”就是“市府造”[12]。自汉初始,政府于市设“市令”或“市长”以管理市的行政和贸易活动,这种管理市井的官署就是“市府”。作为郡县治所的布山既然存在“市府”,岭南其他郡县应该也有“市府”的存在。
三、岭南与周边地区商业交往的活跃
    在岭南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是从中原交换而来的。例如铜镜,几乎全是中原所制。另外,大部分的铁器也是来自中原。有些器物的身上,还刻有中原的地名。如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两件中原形制的铜鼎上,就刻有“析”字,同墓出土的一件铜钫上则刻有“犛”字。据考证,“析”为春秋时期楚国的一个城邑,因析水而得名,汉初于其地设置析县,在今河南省西陕县;“犛”为“斄”的异体字,汉时曾置斄县,在今陕西省武功县。器物上的这些地名刻字,或者表示该器产自该地,或者表示该器由该地输出。[13]另外,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木牍《从器志》上,记有“中土瓿卅”、“中土食物五笥”。所谓“中土”就是今天所说的中原地区。“中土瓿卅”就是中原制的陶瓿三十个;“中土食物五笥”就是中原出产的食物五笥。这些中原器物和食物,可能是通过商业交易才来到岭南的。另外一块记载随葬农具的木牍,载有《东阳田器志》。有学者认为,东阳是秦代所置县,汉代属临淮郡,东阳县故址在今江苏盱眙东阳乡。[14]此外,同墓出土一件木简记有“客籼米一石”,另一件有“客秈□”,“客”系外来之意。从出土的随葬物分析,一部分中原器物是墓主被谪戍到岭南、或任官时带来的,但大部分器物如农具、陶器、食物、客秈等是通过商业流通渠道进行商品交换而流入岭南的。
    汉代岭南与西南的贵州、四川、云南等地也开始有贸易往来,主要是通过牂柯江从夜郎(今贵州)、蜀郡(今四川)输入漆器、缯帛和四川“枸酱”等。汉初,南越王赵佗据有岭南时,四川产的枸酱、蜀布输经牂柯江、西江,运到番禺等地。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唐蒙出使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牂柯江即今红水河,四川出产的枸酱,即经夜郎通过牂柯江销至番禺。另外,《史记?货殖列传》亦记载大商人郑程,“贾椎髻之民”。索隐注曰:“魋结之人,上音椎髻,谓通贾南越也。”可见,岭南与巴蜀一直存在着贸易往来。
另外,岭南同毗邻的荆扬地区亦保持密切的商贸往来。荆扬地区是岭南与中原地区贸易的必经之地。自南越国建立以后,两地曾在边境地区设立关市进行贸易。高后时,“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南越王赵佗便认为是长沙王捣乱,曾出兵攻打长沙国。汉武帝平定岭南以后,岭南与岭北的边界障碍被扫除,商品贸易往来更密切了。陆上通过湘桂走廊、潇贺走廊和大庾岭道进行交易。水路沿北江而上,可与江南荆扬二州交通。汉桓帝时,桂阳太守又开辟水路,以方便商业往来,史载:“桂阳有泷水,人患其险,太守下邳周憬,字君光,颓山凿石以通之。”[15] “郡又与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顺导其经脉,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16]交通的改善,进一步增进了江南与岭南的商品交易。同时岭南与东南之间还借助海路进行贸易。如“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岭南还作为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前哨和中转地,当海外商品进入岭南后,须从岭南经荆扬传入中原内地。
四、岭南地区特色商品以及货币流通的增多
    两汉时期,岭南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品种、数量均较以前有所增加。各种颇具岭南风味的瓜果蔬菜不但满足了岭南越族人民的生活需求,而且还作为岭南特色的土特产品输人中原。据史载,汉代岭南地区输入中原的瓜果蔬菜有柑、桔、甘蔗、姜、桂、千岁子、荔枝等,品种约在二三十种以上。西汉初,南越王赵佗曾将荔枝作为珍品献给汉高祖刘邦。《西京杂记》载:“尉佗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17]《东观汉记》也载:“建武中,南单于来朝,赐御食及橙、橘、龙眼、荔支。”当时,远在京城能有岭南的水果赐给匈奴单于,一是来自南方的贡品,二是源于商人从南方的贩运。当时在中原市场上充斥着南方桔、柚,甚至出现“民间厌桔柚”的现象。
    珍珠是岭南珍品,为世人瞩目。《盐铁论?力耕篇》说:“珠玑象齿出于桂林,……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岭南出产的珍珠一捧,运到京城,能值几万担粮食。其形小易藏,因来自遥远的岭南环北部湾沿岸地区,数量甚稀,价值又大,既适合做首饰,又可药用,是商人们喜欢得到的商品。因此中原各地的富商大贾争相到岭南贩运珍珠,以谋巨利,很多人也因此致富。《汉书?王章传》载,汉成帝时司隶校尉王章得罪大将军王凤,被陷害死于狱中,妻子徙合浦,后以从事珍珠业而致富:“其家属皆完具,采珠致产数百万”[18]。东汉时期,市场上出现了www.2979.com的豪侈品。除了珍珠之外,岭南越地的犀角、象牙、玳瑁等等,也是上层社会争相追求的名贵物产。[19]
    纺织布品也是市场上交换的主要商品。葛布或称细葛布、郁林布,是用麻为纺织原料的。《太平寰宇记?郁林》记载:“籍细布,一号郁林布。……《汉书》云白越,即此布也。”可见,汉代,郁林郡出产的细葛布的质量较好,闻名全国,它是岭南和中原进行商品交换的重要商品之一。此外,还有蕉布、麻布、广幅布等。
总体而言,这时期岭南市场上的商品流通是颇为繁荣的,商品种类和数量丰富,既有本地的土产,也有中原和周边云、贵、川等地的物产,如铜器、铁器、农具等,还有来自海外的明珠、璧琉璃、奇石、犀、象、玳瑁、银、铜、果布等珍奇。
    货币的使用虽然只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不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唯一标志。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在探讨秦汉时期岭南商品经济时,不能忽略货币流通问题。秦汉以前,岭南的商品交换还处在物物交换的阶段,未有货币流通,到秦汉统一岭南后,开始有了货币流通,尤其是随着岭北岭南的商品交换日益发展起来,中原的货币逐渐流入岭南。1995——1997年在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出土的一些铜钱,就有秦至西汉初的半两钱。[20]昭平、贵县、合浦、平乐、贺县等地的汉墓已发现有不少汉代的五铢钱、半两钱。特别是在合浦县望牛岭一号西汉晚期土坑木椁墓中出土了大小不同的五铢铜钱200余枚,金饼两枚。曾引起轰动。在昭平县风清一号东汉墓出土了5种钱币308枚;风清二号东汉墓也出土了3个品种共553枚钱币。[21]可见,两汉时期岭南货币流通已经比较普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广西岑溪县城挖出一个“五铢钱纹铜鼓”,鼓面大于鼓身,直径90厘米,鼓面有六只青蛙塑像,两两相对。鼓面中心太阳纹有十二道光芒,光芒之外有层层光圈,共九晕圈,散布波浪纹、云纹和两圈五铢钱纹。这类铜鼓在桂东南和粤西南的云开大山地区均有发现,岭南五铢钱纹铜鼓的铸造,反映了市场上流通的“五铢钱”与岭南人民社会生活关系密切。
五、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
    由于陆上丝绸之路交通容易受匈奴等游牧民族的阻碍,为此,西汉政府不得不寻求其它的对外贸易通道。汉武帝在统一东南沿海、打通沿海航路后,即利用雄厚的航海实力,大力开拓南海对外交通和贸易,以扩大汉王朝与海外各国的经济学问联系。由于当时西汉政府对外的航运货种以杂缯——各种丝绸物为主,故这条航线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公元前2世纪开辟的这条远洋航路是[22]: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巳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因海外贸易的发展,位于南海北岸珠江人海处的番禺(广州),自秦汉起就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和商业都会。当时作为岭南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南海郡治番禺,由于汇三江且临南海,水陆交通便利,造船业也较发达,可与江南、中原、西南、东南甚至海外交往,因而贸易兴盛,成为岭南对外商品交流中心,并被视为全国十九个经济都会之一,《汉书》粤地条也明确记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23]。番禺处于中外联系的前沿,是岭南和海外所产珍奇物品的集散地。在近年的广州汉墓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不少从海外进口的珠宝、象牙等物品,番禺依托便利的水陆交通,可将岭南、海外特产再输往中原。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还促进了岭南的合浦、徐闻、日南三个重要港口的形成。东汉时,岭南的海外贸易继续发展。《汉书?地理志》中仅提到日南、徐闻、合浦等港口,而未提及发育得更早的番禺古港。这引起了后世人们的争议,到底番禺是不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始发港?《汉书?地理志》仅提日南、徐闻、合浦等港口,而未提及番禺是有原因的。公元前111年,汉军光平定吕嘉之乱,发动了对番禺的攻城战,并纵火烧城,留下一座废墟。番禺从此失去了岭南政治、经济和学问中心的地位,该中心转移到了西江畔水陆交通便利的苍梧广信。通过西江转经南流江可达合浦,从合浦乘船出发进行海外贸易也就比以前频繁。受文献记载的影响,后世学者在谈及日南、徐闻、合浦等港口时,往往都冠以“始发港”之称。文献没有提及番禺,这不等于当时的番禺港就没有贸易船只出入。只是因为受到战火的重创,在短时期内难以恢复到原来的繁荣状况而已。不能因此而抹杀番禺在汉代岭南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六、结语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两汉时期岭南的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岭南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交通的畅通亦是推动岭南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商业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兴起,又促进了岭南的封建化进程。汉代岭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以后岭南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也必须看到,岭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而且发展区域也只限于交通便利的郡县治所及附近一带的地区,广大的山区仍然处于落后状态。大家在肯定两汉岭南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当看到它还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必须把它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和全国范围之内进行具体分析,做出符合实际的评价,不宜任意拔高或贬低。
注释:
[1]黄今言:《秦汉商品经济研究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如林甘泉的《秦汉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何兹全的《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及其与社会生产、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黄今言的《两汉工商政策与商品经济述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和《论秦汉商品市场发育水平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冷鹏飞的《战国秦汉时期农业领域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1期)等论文,均对泰汉商品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3][汉]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3页。
[4][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61页。
[5][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36页。
[6][南朝]范晔:《后汉书》卷24《马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38页。
[7][南朝]范晔:《后汉书》卷76《卫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59页。
[8][南朝]范晔:《后汉书》卷33《郑弘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56页。
[9][汉]司马迁:《史记》卷30《平准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18页。
[10][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0页。
[11]广西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9期。
[12]俞伟超、李家浩:《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考古》1975年第6期;蒋英炬:《临沂银雀山西汉墓漆器铭文考释》,《考古》1975年第6期。
[13]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第一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
[14]蒋廷瑜:《贵县罗泊湾汉墓墓主族属的再分析》,《学术论坛》1987年第1期。
[15][宋]洪适:《释棣》卷23,转引自黄今言主编:《秦汉江南经济述略》,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
[16][宋]洪适:《释棣》卷4,转引自黄今言主编:《秦汉江南经济述略》,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
[17][汉]刘歆撰:《西京杂记校注》,《西京杂记》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18][汉]班固:《汉书》卷76《王章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39页。
[19]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下),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991页。
[20]广州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1995——199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9期。
[21]广西文物工作队、昭平县文物管理所:《广西昭平东汉墓》,《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又见《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50—1990),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
[22][汉]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71页。
[23][汉]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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